2月28日，在2015年两会即将召开之际，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一年后，知名主持人柴静再次掀起收视风暴。这一天，柴静带着她全长103分钟、自费100万拍摄的雾霾调查纪录片《穹顶之下》通过各大视频网站强力复出。

在这部深度调查纪录片中，柴静走访多个污染现场、政府与科研机构及英美各地寻找雾霾根源以及治霾良方。她的真诚演讲、生动演示、动情视频和详实信息极大程度地吸引了观众，统计显示，截止3月1日早9:00，各大视频网站已经合计播放了9939万次。

与此同时，坊间评论人士在为该片送上“是迄今为止非机构、非记者所做的信源最权威、信息最立体、视野最开阔、手段最丰富、最有行动感的雾霾调查”评论的同时，也把柴静誉为公民记者和公民科学（citizenscience)的典范。在不忘用“为什么是柴静，而不是CCTV”贬低柴静的前东家央视的同时，评论家邹振东也把另一位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列为替公民追求真相的公民记者的典型。

恰恰在一年前，也就是2014年两会召开前不久，崔永元发布了其赴美调查转基因的记录片。虽然该纪录片收获了网友的大量喝彩，但片中引用了多条已被科学界证实为谣言、相关性与因果无法关联的证据，而且相关媒体记者从新闻调查的方法上也质疑了崔永元的调查，纪录片发布后，更多的科普组织和专家批评了该片的调查方法、统计、生物学、逻辑等方面的错误[1]。

除了坊间对柴静与崔永元内容的不同评价外，两者得到的决策者的反馈似乎也迥异。在柴静的专题片播出的当天，刚刚履新的环保部部长、原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就给柴静发了祝贺和感谢短信，且媒体多有预测，《穹顶之下》将在两会上掀起一场环保风暴。而在崔永元专题片拨出后不久，虽然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崔永元本人成为了媒体英雄和反对转基因的舆论领导者，但农业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则对崔永元的调查片表现出不认可。

何以同是引发舆论热赞的深度科技议题调查引发的专业评价如此不同呢？何以同是知名公众人物的公众良心之作，产生的政策效果如此迥异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要从崔柴两人的行为所体现的公民科学与公民记者说起，因为崔永元和柴静恰恰是以个体公民身份（虽然其成果要得益于其前记者身份和作为公众人物的资源），为了公民的利益调查科学相关问题，完全符合这两个身份。

公民科学与公民记者

一般来说，西方的公民科学运动起步于科学传播的民主活动。科学传播作为一个独立的实践与学术领域，以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出版了具有广泛影响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为标志，而科学传播能成为一个独立并不断壮大的领域，也是出于解决不断增加的科学争议的需要。

面对不断增加的科学争议，科技界的决策者呼吁提升公众理解科学的水平。但科学界这种由科学家来教育公众理解科学的传播模式，很快遭到了主流科学传播界的颠覆。众多学者的反思和科学传播实践工作者的推动，让具有民主精神的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得到了发展。这一模型强调科学（界）作为民主社会的一员，即便在科学问题上，并不比其他知识（人群）具有更高的发言权，因为科学问题总是关乎社会的。值得一提的是，公民参与科学活动也伴随着一般意义上的民主治理得以发展。在北欧和西欧国家，与科技相关的议题成为各种鼓励公众参与公共治理活动的最重要主题。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公民科学作为公众参与科学的一种形式得到了发展。不过公民科学自从这个术语诞生之日起就产生了分歧。它既指代普通公众以公众利益而不是科学优先性的原则公民积极传播和参与科学事务，也包括科学家为了维护科学界的利益而投身于公民运动，例如2013年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行的数千名科学家游行抗议哈珀政府削减科研预算；而在美国，公民科学更多指代公民 “公众参与研究”（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cientificresearch）。

不论是哪一种公民科学，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公众出于自身的关切和喜好参与到科学进程中。它们也代表着公众出于自身或公共利益对科学发展进行“平等”和正当的探询。

站在公共利益角度探询科学发展这一视角，又与公民记者的概念有了交集，尽管学术界尚未有对两者行为关系的探讨。公民记者指的是非专业记者出于公共利益进行的报道行为。实际上，由于在西方，涉及环境等科技议题已经成为基层民主政治的主要议题，所以公民记者的报道实践也与环境科技议题有了紧密交融。

本文的笔者之一最近刚刚与2014年普利策图书奖的获得者、调查新泽西地区上百年环境治理的《汤姆斯河》的作者DanFahn就公民记者的话题进行了交流，后者作为纽约大学教授和该大学环境科技报道项目的主任，认为公民记者更多指代那些超越于包括媒体在内的机构利益、为了探究涉及公共利益问题的真相而进行深入报道的人，不论后者是否为媒体工作。对于这些人而言，专业素质是最为重要的衡量标准。

公民科学传播与科学专业素质

就柴静和崔永元制作和传播科技题材的专题片的事件而论，这当然可以看做是公民科学的一个典型案例——即某一类有资源、有能力、有专业知识的公民（及其背后的支持团队）进行科学传播的实践案例。柴静所为，绝大多数有资源、有能力甚至有专业知识的人可能都做不到，更不要说普通公民。但其传达出来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和理念是和公民科学传播理念一致的。这也是柴静在视频中刻意想要传达的形象和身份。

在《穹顶之下》一片中，柴静以公民身份进行了PM2.5的测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称之为公民参与研究。由于柴静和《穹顶之下》的强大影响力，可以想见，今后科学研究的议程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种公民科学的影响。

然而，不论调查雾霾或转基因的专题片影响多大，不论柴静和崔永元作为公众人物可以调用的资源有多多，要让其行动产生建设性的影响，专业性是无法超越的门槛。对于公民科学传播或调查科技问题的公民记者而言，科学传播的专业性尤为重要。原因很简单：探究自然或经济社会真相的研究活动的规律本身不会因为对其传播力度的大小而发生变化，只有顺应这种规律才能更加接近真相，也只有更好的利用这种规律才能有助于研究行为产生更有价值的政策解决方案或对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产生良性影响。

在这一过程中，公民科学传播或者说公民记者的科学调查要做的，不是破坏科研活动的这种规律，而应是在顺应规律的情况下，调动更多的资源拓展研究活动的广度与深度，促进研究信息对公众的透明化，支持研究的结果能进入到政策辩论或博弈过程。就这一点而言，柴静的《穹顶之下》做得更加到位，而小崔的转基因调查则驶向了相反的方向。

这么讲，并不是说柴静在《穹顶之下》中采访到的院士和知名科学家数量远远超过小崔的转基因调查，也不是说柴静应用了更多的数据和文献。虽然这两点相当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背后所体现的专业性精神和操作手法。

辨析科学传播专业性

那么到底什么是科学传播的专业性呢？首先，这种专业性应该体现在对证据的不懈追求上。追求证据毫无疑问是大部分调查性传播活动的原则，科学议题在这一点上则尤为重要。

在《穹顶之下》一片中，柴静不论在揭示PM2.5的构成，展示雾霾的危害还是在探讨其肇因上，都列举了大量发表证据，虽然瑕疵（诸如对抗霾对策）在所难免，但其主要结论仍然得到了大量证据的支持。

与之相比，小崔的转基因调查则主要援引了一些未经发表的对转基因技术的指控，虽然很明显出于均衡的需要，该片也采访了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教授马婷娜（MartinaNewell-McGloughlin），但其结论很明显没有受到后者观点的影响。

在采用科学证据方面，援引发表证据也很重要，因为后者代表了科学共同体的认可。例如，《穹顶之下》中，柴静援引了前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发表在《柳叶刀》上的数据[2]来说明雾霾的健康危害。其对雾霾构成、能源结构与雾霾关系的探讨等内容，虽然主要来自对科学家的直接采访，但其背后五一不是以大量的发表文献作为基础。

崔永元的调查也试图采访科学家，但其对转基因危害的一个主要指控来自西华盛顿大学的退休物理教授Nancy Swanson，后者展示的美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与肿瘤发病的相关曲线（这一点容后探讨）并不能得到任何证据的支持。崔永元也采用了普渡大学退休教授DonHuber认为转基因作物与不明植物病原体的出现有关，但这一发现同样没有发表文献作为支撑。

当然，反对崔永元技术的一个主要观点是科学界已经被转基因利益集团所“绑架”，揭示转基因危害的研究受到打压。但这个说法完全无视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或正规科研机构做出转基因有害的报告，其中包括在转基因技术上非常审慎的欧洲各国政府。很难想象，所有政府机构和科学家会串通一气来维护“转基因利益集团”的“谎言”。

实际上，尽管经常可以见到媒体对一些科学不端行为的揭露，但这并不能表明科学不再可信，或者科学共同体在整体上被腐化了。虽然科学家个体难免利益纠葛，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以私心而扭曲科学，因为科学共同体的多样性和内部制衡性仍然在保证其结论的无私性。以转基因领域为例，虽然转基因育种重大专项带来了大量的科研经费，但这并不能证明有相关科学家都会贯通一气来掩盖转基因的害处，因为同样受到资助的负责研究转基因安全性的科学家有动力来发现其“害处”，科研课题组之间的竞争也会揭示那些试图蒙骗的研究。

回到崔永元与柴静的专题片中，我们看到符合逻辑和推理地运用证据也同样重要。例如，柴静出示的有关PM2.5的贡献因子的研究，可以成为片中所建议的治霾解决方案的合理证据基础，而小崔在转基因调查中出示的美国转基因应用与肿瘤发病的相关曲线，则不能成为一个符合逻辑的证据，因为造成肿瘤发病的原因很多，如小崔展示的上述相关性曲线的同期，美国的有机食品种植量增速更大，其相关系数自然也更高，难道就此可以得出肿瘤发病率增长的原因是因为有机作物种植增加么[3]？

科学传播的专业规范，还应该体现在一系列传播内容生产的流程上。柴静的脚本完成后，委托了多名科学家、能源专家和包括果壳网编辑在内的科普专家审阅，以确保证据及表述无误。与此相比，小崔则对专业研究者体现了十足的对抗性。例如，在其转基因调查报道发布几个月后，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柄生认为该片专业性不足的表述，立刻遭到了小崔的高调抗议。

公共利益、情感与专业精神的角力

但在另一方面，小崔的对抗性与执着精神，恰恰使其得到了公众的赞誉。实际上，柴静的《穹顶之下》也体现了对治霾不作为的政府机构的抗诉。毫无疑问，这种以公共利益为依托的执着与抗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公众的情感共鸣，为两人的作品赋予了极高的道德使命感。

情感的宣泄，是否就与上述的科学传播追求证据和逻辑的“冷静”专业性形成了对立呢？《穹顶之下》利用科学话语的成功叙述表明这种对立或者不存在，或者可以消除。而小崔的转基因调查何以凸显了这种对立呢？

如果仔细对比《穹顶之下》和崔永元的转基因调查，我们会发现，两者在这方面的根本不同在于情感宣泄的靶点完全不同。在《穹顶之下》中，柴静因为孩子的病情而表达出强烈的情感，但随即，这种情感被导入应用科学证据对现状的调查和对政策不作为的抗议，在这里，情感的指向不是对抗性的，反而为冰冷的科学数据具有感召力诸如了能量。

反观崔永元的转基因调查则不同，不论是其对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马婷娜教授的采访，还是对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发出的挑衅性采访问题，还是其对各种体制外“科学家”信源的采用，无一不充斥着对主流科学体制和结论的对抗。对于缺乏相关科学知识的受众，这种对抗性自然也很有打动力，但这种对抗性无法产生有价值的政策结果，则无需多言。

当然，细观《穹顶之下》，我们也不难发现，在表面的抗议下，该片自始至终贯穿了对“有义务没权力”的政府环保部门的力挺，片中也处处可见得到了各级环保部门和环保领域知名科学家的支持。评论者也据此对《穹顶之下》提出批评。但探讨公民科学传播与中国现实权力结构的博弈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此处，我们只需指出，《穹顶之下》的这种政治正确性，并没有与科学传播的专业规范构成冲突。

总之，公共利益为公民科学传播赋予了正当性，情感的表达为其增添了感召力，但只有当这些活动基于科学证据、遵守科学规范，它们才能在科学上和政策上都产生价值的结果。

[1]对崔永元赴美调查和纪录片的相关批评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刘晓璐发表于2013年45期《财经天下周刊》上的《美国转基因真相》，2014年3月4日“fengfeixue0219”发表于果壳网的《崔永元转基因纪录片中的科学错误》，网址为http://www.guokr.com/article/438078/，以及“克韩”发表于知乎网知乎日报的《小崔考察转基因哪里出了问题？》，网址为http://daily.zhihu.com/story/3409569?utm_campaign=in_app_share&utm_medium=Android等。

[2]Chen Z, et al. Lancet, 2013; 382:1959–60; http://www.thelancet.com/pdfs/journals/lancet/PIIS0140-6736(13)62064-4.pdf

[3]方舟子: 崔永元的谬误七：笑话百出的“小崔考察转基因”，参见科学公园网站：http://www.scipark.net/archives/16163?mob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