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学者张结海在《广州日报》撰文，从剑桥大学为徐志摩竖碑谈起，提出从环境决定论的角度看，剑大有两点值得中国的大学借鉴，一是四合院封闭式建筑的各个学院，二是建在小城市里。他认为，中国学者只有安静下来，才能迎来产生诺贝尔奖得主的日子。

张结海的见解有一定道理。然而，学者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中国的大学才有希望吗？笔者以为，这样的想法有失简单。

张结海说，“一进剑桥的四合学院，一股久违的安静感扑面而来”。笔者相信这是他真实的感受。只是在笔者看来，封闭式建筑能给人的，只是表面的“安静感”。学者能否潜心治学，跟所在的校舍样式，其实关系不大。据笔者所知，我们不少名校的校园里，都有大量古式建筑，在它们里面工作的教授们，就一定都能心如止水吗？

诚然，梅贻琦先生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热衷于建大楼的大学，不是有大学精神的大学。然梅贻琦先生的意思，并非大学就不能盖大楼。他的本意应是要办出好大学，光有硬件是远远不够的。香港科技大学的主楼，就是现代化的智能建筑，从未有人说这样的教学条件不利于多出科研成果。

徐志摩游学过的剑桥大学，建在一个仅几万人口的小城市，这点不仅为张结海所欣赏，也常被很多人津津乐道。其实，大学办在宁静的小城市，并不是办学成功的必要条件。东京大学、莫斯科大学、巴黎第六大学、香港大学等，都建在繁华的大都市里面，它们不都是享有崇高声誉的世界名校吗？

张结海不无遗憾地提出，自从顾宪成挂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对联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句话就不幸地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其实，学者关心国家大事，未必就是追求名利。事实上大多数诺贝尔奖得主，绝非关在书斋中的书呆子。

不可否认，中国大学需要“康桥灵性”，需要抵挡俗世的喧嚣。只是，问题重重的中国大学，最大的方面不是学者浮躁。中国大学的出路，不在搬进四合院，或者搬到小城市去。高度行政化的大学管理体制得不到改变的话，将剑桥的校园和周边环境原样复制过来，也是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