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提示，人类在分散化的社会中以相当大的规模合作，这部分是通过对“搭便车“人的非正式惩罚实现的。为了研究无政治组织的社会如何维持合作，Sarah Mathew 和Robert Boyd研究了称为Turkana的东非游牧社会在战争中的合作。在对118名处于战士年龄的男性的访谈中（包括了对88次突袭的描述），这组科研人员发现，突袭的参与者可能有数百名战士，其中大部分没有亲缘关系或者不是亲近的朋友。相关论文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

这组作者报告说，胆怯和逃兵频繁出现，他们受到了社会施加的制裁的惩罚，这包括人身惩罚和罚款。战争的规则让作为一个整体的Turkana社会受益，但不是让更小的利益集团受益。在自然界中能见到的合作的规模从哺乳动物的小规模基于亲缘关系的组合到社会型昆虫的巨大群落，而且尚不知道在让巨大的国家社会成为可能的正式强制制度出现之前，人类处于这个光谱的何处。许多学者认为，在没有正式制度的情况下，人类的合作规模适中，亲缘和互惠最能解释它。这组作者说，相反，这项研究表明人类在没有正式强制制度的情况下以非常大的规模合作，这提示这种由第三方制裁强制执行的合作可能是在人类史前史早期进化出来的，而且促进了我们的生态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