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南两面濒临海洋，大陆海岸线北起辽宁省的鸭绿江口，南至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北仑河口，长达18000余公里，是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是西北太平洋的边缘海，总面积达473万多平方公里。

在辽阔的中国海域，大小岛屿6000余个，总面积八万多平方公里，约占中国陆地国土总面积的0.8%。中国海域自北纬3°～41°，跨越热带、亚热带和温带三大气候带，海洋生物资源十分丰富，近海大陆架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浅海滩涂是建场晒盐、发展海水养殖的优良场所。

中国是世界上利用海洋最早的国家，古人很早就已从海洋收取“渔盐之利”和“舟楫之便”；同时不断地观察和认识海洋，积累了大量的海洋知识。其中，对一些领域的观察和研究在历史上曾有过辉煌的成就。但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没落，特别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所以中国近代海洋科学的研究进展缓慢。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海洋科学研究逐步展开，并取得了大量成果，为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振兴经济，作出越来越多的贡献。

古代中国对海洋的认识

我们的祖先在远古时代已开始海洋捕捞。在山东省胶县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遗址中，有大量海鱼骨骼和成堆的鱼鳞。经鉴定，它们分隶于鳓鱼、梭鱼、黑鲷和蓝点马鲛等三目四科。说明约在4000～5000年以前，中国沿海先民已能猎取在大洋和近海之间洄游的中、上层鱼类，人们对海洋鱼类习性的认识已有一定的水平。

记述公元前11～前6世纪周朝情况的《诗经》中，多次出现“海”字，并有江河“朝宗于海”的认识；西汉时期，已开辟了从太平洋进入印度洋的航线；据记载，三国时出现了中国第一篇潮汐专论《潮水论》；唐末时期，中国的潮汐研究已达到很高水平；明代时，出现了中国现存最早的地区性海产动物志《闽中海错疏》。

1405～1433年，明朝郑和7次下“西洋”，最远到达赤道以南的非洲东海岸和马达加斯加岛，比哥伦布从欧洲到美洲的航行要早半个多世纪，而且在航海技术水平和对海洋的认识上，也远远超过当时的西方。可见，在古代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对海洋的认识和利用在世界上是居于前列的。

中国古代对海洋的认识和研究主要集中在海洋地貌、海洋气象、海洋潮汐和海产生物四个方面。同时，为了利用滩涂和抵御海洋自然灾害，在海岸防护和围垦工程方面，也取得许多成就。

战国时代，齐国的邹衍曾提出一种海洋型地球观——大九洲说，阐述了世界海陆分布的大势。他认为世界很大，像中国这样大的陆地有81个，彼此被“裨海”相隔，又都被“大瀛海”环绕，再外面才是天地接壤之处。这里所说的“裨海”和“大瀛海”，分别相当于今日的“海”和“洋”；晋代葛洪在《神仙传》一书中，提出“东海三为桑田”、明确地表达了海陆屡有变迁的思想。

中国古代主要采用地文导航，所用的水路簿、针经和海图，均尽可能详载航线上可用于导航的地貌：山形、水势、岛屿、暗礁、港湾和海底泥等。例如明代胡宗宪《筹海图编》中的《沿海山沙图》《沿海郡县图》《登莱辽海图》，《郑开阳杂著》中的《万里海防图》《海运全图》，茅元仪《武备志》中的《海防图》和《郑和航海图》等。其中，记载海洋地貌最为详尽的是《郑和航海图》，该图是中国传统绘图方法绘制海图的高峰，较正确地绘有中外岛屿846个，并分出岛、屿、沙、浅、港、石塘、礁、硖、石、门、洲等11种地貌类型。

中国古代有关海洋气象知识的书籍很多，仅《汉书·艺文志》中提到西汉时海中占验书就有136卷，其中《海中日月彗虹杂占》有18卷。至元、明两代，人们把水手和渔民的天气经验用五言和四言的韵语表达出来。如明代张燮《东西洋考》中记有“乌云接日，雨即倾滴”“迎云对风行，风雨转时辰”“断虹晚见，不明天变，断虹早挂，有风不怕”等。

在海事活动中，风是至关重要的天气要素，所以古代对风的认识较为深刻。中国古代水手、渔民知道用各种方法预测海洋风暴。他们把一年中海上常有风暴的日期记下来，称为“暴日”或“飓日”，并总结出暴风季节发生的规律和暴日在不同时节的频率，从而找出海上活动的危险期和安全期。

中国很早就以风作动力，用帆助航。东汉时，利用季风航海已有文字记载，把每年梅雨后出现的东南季风称为“舶抖风”；唐、末以后，利用季风航海十分广泛；明代郑和七次出海，多在冬、春季节利用东北季风启航，又多在夏、秋季节利用西南季风返航，说明他们已较充分地认识和利用了亚洲南部、北印度洋上风向和海流季节性变化的规律。在航行途中他们观察日月星辰的出没和位移、风向、天色、云状、霾雾、气温及洋面波涛的变化，预测海洋气象、水文潮汐的变化趋势，保证了航行的安全。

中国殷商时代已出现“涛”字，这个字后来被解释为“潮”字的同义词。现存最早对海洋潮汐现象做出科学解释的，是东汉王充。他在《论衡·书虚》篇中提出“涛之起也，随月盛衰”，对潮汐和月亮的关系进行了论述。

西晋杨泉，唐朝窦叔蒙和封演，宋代张君房、燕肃、余靖、沈括，元末明初史伯睿等，坚持发展了王充的理论。东晋葛洪和唐代卢肇还引进了太阳在潮汐中的作用。

中国古代对喇叭形河口涌潮的成因，也有深刻的认识。王充在批驳关于伍子胥冤魂驱水形成涌潮的迷信说法后，指出潮汐在大海中只是“漾驰而已”，进入殆小浅狭的河口后，才激起涌潮。葛洪则提出潮汐的“力”和“势”。卢肇提出江水和海潮在狭窄的河道相遇，激而为斗，形成涌潮。燕肃则更确切地提出，钱塘江涌潮是由于河口存在拦门沙坎所致。清代周春注意到钱塘江潮有南潮、北潮之分。两潮交叉重叠处正好在海宁塘靠岸，因此海宁成为观潮的胜地。

实测潮汐表在中国发展也很早。东汉马援在琼州海峡两边建有“潮信碑”；北宋吕昌明于1056年编制的“浙江四时潮候图”，曾被刻成石碑立于钱塘江畔供渡江用，它比欧洲现存最早的潮汐表—大英博物馆所藏的13世纪的“伦敦桥涨潮时间表”早得多；明清还出现许多潮汐实测表。

中国古代对潮汐的研究，至宋代达到高峰。由于古代潮汐研究的论述很多，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也较多，仅专论就不下数十种。其中，清代俞思谦编辑的《海潮辑说》、翟均廉《海塘录》等收录保存了古代不少潮汐著作。

中国古代对海洋生物的认识和研究，多集中在物种的形态、生态、分布和利用方面。其中，不少种类的名称沿用至今。从远古时代至16世纪，中国有关海洋生物的知识，主要散见于医书和沿海地方志中16世纪末以后，出现了叙述海洋生物的专著。

对海洋生物生态习性的了解与掌握，促进了中国古代海产养殖业的发展。据已发现的文献记载，早在宋代就已养殖牡蛎、珍珠贝和蛏，鲻鱼的养殖历史也很悠久。

中国沿海特别是东南沿海，风暴潮灾十分严重。据史载初步统计就有213次。为了保护生命财产，发展农业生产，古代沿海地区普遍修筑起海塘，其中以江浙海塘气势最雄伟、技术最复杂。它和万里长城、大运河一起成为中国古代三项伟大工程。

海塘起源很早，史载东汉已开始有江浙海塘，唐代具有较大的规模。以后，技术不断改进，先后出现板筑法、竹笼实石法、坡陀法、纵横叠石法等，并出现备塘河、坦水等附属工程。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历代工程基础上，动员较大人力修建了从金山卫到杭州的石塘。

中国古代出海河口常设潮闸。北宋时修建的莆田木兰陂是一座大型水利工程。建陂前溪海不分，潮汐往来，泻卤弥天，农田旱涝频繁。建陂后，下御咸潮，上截淡水，灌田万余顷，至今仍发挥着水利效益。

山东蓬莱古水城，水城内有小海，风平浪静，为末元明清海防要地，至今犹存．它始建于1043年，扩建于1376年。水城有平浪台、防波堤、水门等，彼此配合，有效地遏止涌入水门的潮汐和风浪。水城码头高程设计也很合理。

近代中国的海洋研究

近代中国的海洋科学研究，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开创中国近代海洋研究的学术团体主要有：中国地学会、中国科学社、中华海产生物学会和太平洋科学协会海洋学组中国分会，中国动物学会和中国地理学会也开展过一些海洋研究活动。

1909年成立的中国地学会，从地学科学的角度，对海洋地理、海洋地质、海产生物和海洋气象等进行研究，并通过其会刊《地学杂志》，宣传海洋科学知识；1914年创办的中国科学社，为促进中国近代海洋科学的发展作出过积极的贡献；中华海产生物学会是中国专事海洋生物学研究的学术团体，1931年7月在厦门大学正式成立，每年暑期在厦门举办研究活动和海产生物讲习班；太平洋科学协会海洋学组中国分会于1935年4月10日在南京成立，丁文江任主席，该会是综合性海洋科学研究团体，拟定了研究发展计划，但多数没有实现。

1922年，海军部设立海道测量局，中国的海道测量工作开始起步。至1935年，该局共绘出图30余幅，编有《水道图志》一册。建于1928年的青岛观象台海洋科，是中国第一个海洋水文气象和生物观测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筹建的青岛水族馆也由该科管理。海洋科主办刊物《海洋半年刊》。

1937年下半年至40年代末，中国的海洋科学研究绝大部分陷于停顿。1941年4～10月，由马廷英、唐世凤等组成的福建东山海洋考察团，是抗日战争期间国内惟一的一次海洋考察。

这时期研究的学科多偏重于海洋生物、海洋地理、海洋地质和海洋水文气象方面。当时有两个研究中心，南方集中在厦门，北方集中在青岛。

　

当代中国的海洋科学

1950年8月，中国科学院在青岛成立水生生物研究所海洋生物研究室，于1959年1月扩建为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随后，陆续建立了一批海洋科学研究机构；1964年建立了国家海洋局。

中国现代的海洋科学研究，主要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围绕着海洋物理、海洋地质海洋生物和海洋化学等领域进行的。

中国的海洋环境保护科学研究始于70年代初。先后对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约45万平方公里的海域．讲行了多次海洋污染综合调查、专题专题调查和监测调查，基本掌握了中国近海海域的污染范围、程度和变化趋势。同时，对沿海地区污染源进行了调查，初步查明了中国近海主要污染物的来源、分布、入海途径和入海量；对海洋环境污染变化趋势和污染源的相关性也进行了调查研究。

70年代初，在进行近岸海域污染状况调查中，同时进行了部分测试方法的研究，编写了统一的调查和测试方法手册。1982年，中国颁布了《海水水质标准》。接着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使中国海洋环境保护工作走上了以法律为准绳的科学轨道。

随着海洋调查研究工作的开展，中国现已形成了一支门类比较齐全的海洋调查技术队伍。中国研制生产的调查观测设备和仪器，基本上保证了海洋科学工作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