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学者圈内流传着一个“钱学森问题”。4年前，火箭科学家、中国航天和导弹工程的天才设计师钱学森先生，曾向前来探望的中国总理温家宝提出过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培养的人才多如牛毛，而天才却凤毛麟角？”

没人知道温家宝总理是怎样回答的，但我的朋友白桦（音译）认为她知道答案。“我们的教育体系就像古代的斯巴达。不是身体上，而是精神上的。”在北京一家购物中心就坐的白桦边喝咖啡边说，“我们的孩子学速算、弹钢琴，什么都学。他们会很多事情，但长大后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没人问过他们想要什么。”

在古代的斯巴达，男孩们从7岁起就接受训练，最终被塑造为一支纪律严明、忠于国家的精英勇士队伍。而在中国的学校里，孩子们必须顺从听话、刻苦学习及往往不加批判地思考。

中国孩子从6岁时起，就埋头于书堆，一直到中学毕业。一年级学生一天学12个小时（周末会少一点，但无休息日）是家常便饭。我6岁大的孩子在中国过头一个春节假期时，老师布置下42页的数学和42页的语文作业，要求在4周之内完成。目标是什么？进入北大或清华这样的名牌大学。

一旦上了大学，中国学生就会变得懒散。他们觉得自己吃了12年的苦头，现在该放松了。可能他们确实需要休息，但学业更上一层楼的动力因此荡然无存。

尽管如此，改革教育体系的压力却不大。毕竟，这个体系不是培养出了貌似不俗的一代人吗？中国售货员可以瞬间记住11位的手机号码，可以一字不漏地背下商品单；也许他们钢琴也弹得很不错。然而，中国年轻人缺少自己的创新思考。一位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的中国朋友说：“我告诫自己，‘不要只做笔记，要想想教授说什么’。”她发现这段经历虽然艰难，但自己获益良多。

这种注重顺从的教育体制也催生出一种“从众本能”。以前，国家的精英想要当科学家、建设祖国。今天，他们想当银行家，或者从事稳定的工作。“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听说银行家赚钱最多，其他人都在做，他们自己也想去做。”白桦说。

按照这种思路，创新是麻烦事，中国不需要微软的比尔·盖茨。中国需要的是廉价劳动力和工厂，不是捣乱惹麻烦的人。钱学森的“天才”是在美国的20年被充分发掘的——他在美国读博士，做了大量实验，但他的这段经历往往不被人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