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元旦一过，部队就动员干部子女下到铁道兵东北农场。

为了解决铁道兵官兵劳动强度大，物质供应满足不了需要的问题，1962年，铁道兵9师43团和3、4、6、14师各一个营的建制按照中央军委命令挥师北疆，沿嫩林铁路和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开荒生产，执行屯垦戍边的双重任务。

1969年，执行军农生产任务的部队整合成铁道兵东北农场，番号总字541部队。

当知青要下乡时，铁道兵流动性大的实际情况，给部队干部带来困扰，为此经军委办事组批准，让铁道兵的子女去农场，防止了部队走一路，子女撒一路的现象。

父亲说，你们三人一个个牛高马大的，既不上学又不劳动，我们看着都发愁，现在好了，去农场，用实际行动落实主席的指示。把你们交给组织了，过完全军事化管理的生活，我们放心，也很感激组织这样安排你们。 父亲还说，在北大荒，蹲在地上就能捡一帽子黄豆。我说，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

于是我们姐弟三人都报名了，人们说，响应毛主席号召全师走得最完全彻底的一家。

妈妈找出她存放的羊皮让裁缝给我们每人做了一件皮大衣，用四川发给知青的棉花票、棉絮票、蚊帐票…给我们准备了其余行装。

我们一行35人，有司政后的子女，也有各团来的知青，其实大多数都是熟人，有的是邻居，大家都上过宣威一中，都是同学。我们集中在招待所学习了三天，带队干部谢叔叔宣布了临时的分班名单，宣布了班长班副，还宣布由孙战国（比我低一级的同学）任排长，由我任副排长，雷永泰（和我同一级）任司务长。我们三人基本上是同学中年龄最大的。

后来战国一直不开腔不出气，我知道他是这个性格， 人太老实，所以一路上尽是我在上蹿下跳 ，好像我成了排长似的，四川话叫“跳颤”。

走的那天，很多家长送行，车上车下哭成一团，唯独我们家没有人哭，原因当然是我们老住校，和父母离多聚少，习惯了。

大巴车开了，同学们还在抽泣。我发现妈妈怎么在车上？只听到她在和送我们的谢叔叔商量到军需仓库停一下，她说，有好些孩子穿戴和行李都很单薄，不要说到东北，到北京就会冻病的，我负责向部长请示，给他们每人借一件堪用棉大衣，到农场发了皮大衣就上交棉大衣。

到了军需仓库我们领了大衣，我妈妈就离开我们了。

后来我知道，所谓“堪用”就是回收的旧军装清洗干净以后收藏，有急用时拿出来。那时，不论是家庭还是单位都很节约。

大巴继续行进，第一天晚上住西昌，还在武斗，一直听到枪声。第二天住汉源，第三天翻泥巴山，山路蜿蜒曲折，四周山峦起伏， 山间植被繁茂，冬天仍然一片葱绿，在蓝天映衬下我们随着车行走着，看到的是一幅幅美丽的画卷。晚上住雅安。

第四天住成都，第五天坐上火车，我们一路向北，越走天越冷 。火车一翻过秦岭，绿植完全没有了，扑入眼帘的铁路边上树木光秃秃的，觉得荒凉。

两天两夜我们到了北京。在北京我们住了三天，兵部派大巴带我们玩了天安门广场、中山公园… 带我们参观了地铁。

从北京又坐上火车到了齐齐哈尔，天更冷了。在齐市上火车终于到嫩江了。

我们在火车站前的广场等农场的车来接我们，真是冷得瑟瑟发抖，不像一般的车站，没有煦煦嚷嚷的人群，呼啸的北风吹过每一个角落，枯叶随着北风在地上翻滚着，地上卷起阵阵尘土。北大荒用它特有寒风迎接了我们。

到了农场，给我们发了一件战士上交的皮大衣，又脏又臭，这个“堪用”皮大衣没有清洗过，有的前胸“油呐片”，油得发亮，说不定是拖拉机手穿过的。让我们把棉大衣上交，有的同学说，不交，不要皮大衣，要留棉大衣，但是不允许，来带我们的老连长说，不穿皮大衣，想冻死在北大荒吗！

还给我们发了皮军帽，皮军用手套，，军用大头鞋（里子有很长的羊毛）。这三样都是崭新的。来之前妈妈说过，到了东北，一定要穿“四皮”

。

知青分男女被分配到不同的连队，我和100多人被分到嫩江北的哈力图（现在属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盟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县），这是四师的一个农场。我们五师一起来的女生多数都在一个班，这个班也都是五师来的，指定了我当班长。妹妹运气好，被分配到修理连，她去了以后开车床。刚去农场时还很公平，就是如果一家有三个知青，则一定有一个分配到修理连这种单位。弟弟和一些一起去的男生分在五连是搞基建盖房子的。他们都在嫩江城里。

哈力图没有房子，战士们给我们搭棉帐篷，到处都是一人多高的荒草，天气很冷，常常下雪，不能把荒草连根拔掉，只能用镰刀割，割完了把木板铺在剩下的杂草上就是床。

在四周沿帐篷边挖一道沟，把帐篷四边埋到地里，还在四周挖洞栽上很粗的圆钢，用缆绳一头捆在帐篷下面的一角上，另一头捆在圆钢上，防止被风刮跑。帐篷里用大王八炉子烧煤生火，把烟囱通到帐篷窗户外。

大荒原一望无际，我们白天到去年拖拉机耕过的荒地里把树疙瘩和草疙瘩捡出来，这里有很多浅沼泽地，水草的根系很发达，多年来扎得深长得大，又相互缠在一起成了大疙瘩形状象塔一样叫塔头墩，很难清除，不清除干净就不好耕种。我们把树疙瘩草根收集起来装车运走。春天北大荒的大风把地面的黑土刮起来让人睁不开眼睛，晚上收工回家脸上、身上都有厚厚一层黑灰，没有条件洗澡只能打水擦洗，洗完的水都是黑的。

伙食不好，高粱米居多，口感不好，比较硬，没有新鲜蔬菜，常吃的是一种叫“布留克”的咸菜丝。

东北的冷，没有去过的人是想象不到的。这样说吧，如果你用铁桶打一桶井水，没有戴手套去提把手，提完后把桶放下，手抽回，对不起，手掌心接触桶把的地方被撕掉一块皮；我们每餐饭前要集合排队进食堂，如果你无聊地把饭勺放嘴里，再拿出来，就被撕下舌头的一块皮。

我们还有一种劳动要参加，就是用锄头、丁字镐等工具去除厕所蹲坑下的粪便。冬天，排泄物一旦离开人体便冻上了，不久，蹲坑下就有一个冰粪尿柱子，越长越高，需要常常铲除…

恶劣的环境，艰苦的生活，繁重的劳动，让我的小伙伴们很沮丧，除了车顶香以外都是小妹妹，晚上没事，她们想家，想回去，只要一个人哭，其他就有人跟着来。我对艰苦生活有一定思想准备，我也记着毛主席曾经说过“我们的干部子女很令人担心…”的话，我知道自己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必须磨练自己。我是班长还要哄她们，给她们讲故事，班副程瑞琼（胖子）比我小两岁，却比我老练，因为wg中没事她在宣威留守处卫生所当了两年的临时工——卫生员，她很会哄她们。里面最不娇气的反而是李师长的女儿江晋，年级虽小却坦然能面对困难。

听说这里水不好，是这里地方病——克山病的原因。的确不好，井水打出来水面上有一层铁锈般的漂浮物。为此三个月后又把我们分到了43团4营16连，番号3351部队36分队。

哈力图的知青去了不同的连队。

我们到了16连。一到宣布了我们女知青是四排，13、14、15、16住一间象是库房的大屋子，17班在隔壁小屋。

我们是14班，我还是班长，小胖子还是班副。

另外宣布了一个知青路凤英当副排长。后来知道了，她比我还大三岁，我一直认为我这个高三的是最大的，即使有人上学晚点也就比我大一岁或两岁吧。她劳动真是一把好手，人们说“个大力无穷，”我个头大，而且在宣威一中、曲靖一中早已养成劳动习惯和培养了劳动技能，却比不过她。她不应该算知青，因为她小学都没有上完，到部队的亲戚家带小孩，然后跟着知青来的。她很和善，很健谈，很喜欢在大会上讲话，一口的胶东土话，她讲话力图跟上形势，喜欢用当时的政治术语，但是却不甚通顺，听着牛头不对马嘴，错别字好多，比如常常说：毛主席吨吨（谆谆）教导我们之类的，我不敢笑，我的确认为我是来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要有工农感情，要脱胎换骨地一点一滴地改造自己，要尊重别人尤其要尊重劳动人民，不能因为别人文化低而笑话别人。

我还知道了16班副班长彭弟良是党员，在高中就入党了，她也是老高三的，后来发现她真的很成熟，她们班长王立秋比她小两岁，但她总是很好地配合班长工作。我有时纳闷，怎么不叫彭弟良当排副啊！

我们 四个班，近60人，两排大通铺，一人0.7米宽，就这样住下了。金连长说，这是暂时的，等新房子盖好了我们就会搬进去。金连长帮我们把各自带来的箱子、旅行袋等行装分班整整齐齐码在两排通铺的中央。看得出连长是干实事的人。

宿舍收拾完了一出来忽见发小罗家小四。我们高兴得拥抱。她说她刚到农场，现在分到17班。

想起我们路过成都时，她要求一起走，但谢叔叔不同意，我们一再说她是罗师长女儿，谢强调老师长已经调走了。看到她眼泪汪汪背着行李在小雨中孤零零地站在车下，真替她难过。现在好了，我们又在一起了。

我们和13班挨着，我是14班第一个，我旁边是13班的郭玫，还不到17岁，从北京兵部来的，个子很高，比我这个1米7的还高。她是郭维成的女儿，此时郭被打倒了。后来熟悉了以后，我告诉她说，我认识郭伯伯，我和她姐姐郭琪、郭霜在幼儿园就同班。郭玫听我这么说就哭了，她流着泪说，她父亲被定为“反党篡军份子”，现在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都不知道在哪里，她只和家里老保姆有联系。我很同情她。

郭玫干活很卖劲，很少和人说话，有空时就读英语，背单词，做数学题。后来她常常问我题，我就给她讲。她很聪明，一讲就懂了。她说：“姐你学得好扎实啊，问你什么都知道。”我明白，我们学了那么多年，准备好了考大学的，初中的课当然是小菜一碟。

在连队还好，没有人歧视她。

后来她听从农场安排上了大连铁路卫校。她父亲平反以后她回北京了。

1985年，我们一家三口到北京，我看望父母的好友王启环叔叔和黄厚贤阿姨，王叔叔说，郭伯伯一念叨你父亲会就提到你，我带你去看他吧。

他带我去办公室看郭伯伯，那时郭是铁道兵善后领导小组组长。王叔叔大声对着他耳朵喊：“这是尤经远女儿！”

郭伯伯听说我去过农场就问我认识郭玫吗？我说，我们一个排。郭说，郭玫在家，我带你去。郭玫看到我十分激动，告诉我，说幸亏在农场没有虚度光阴，幸亏有我这个老师指导，1977年她考上北京医科大学，后来又读研，现在正准备毕业论文答辩。

她后来在卫生部（现在的卫健委）工作到退休。退休以后积极参加铁道兵联谊会的工作。

尤明瑞:

文中郭维成是开国将军，他和吕正操一样，曾经是张学良的秘书。两位秘书都是中共，当然就有“西安事变”啦！